决策与判断

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旁观的时候通常能做的更好；但对于复杂的、还未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旁观时则会表现较差。 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

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的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个事物。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一些，那么就引诱他做出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么就引诱他，但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

每年死于糖尿病或者胃癌的人是死于谋杀或车祸的人数的两倍，而死于闪电的人数高于死于龙卷风的人

人们更愿意消除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即使这种损失发生的概率在两种情况下都等量减少了。前景理论认为，由于决策中常常强调小概率，因而这些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总被夸大了。

在考虑了理想状态下商业投资的可能性后，就很难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考虑。同样，在估计了对手的最大武器储备以后，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武器储备评估。在做出最后的决策之前，考虑多个锚定值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的决策与判断如何受到选择性知觉、维持认知一致性的压力、记忆偏差布鲁纳以及情境变化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避免知觉偏差机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会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所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 我们的知觉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预期所决定的，这些预期建立在过去和情境的基础上。当人们对某一特定情况有了足够的经验时，他们就会看到那些他们所预期看到的东西

人们的经验受到已有信念和预期的强烈影响，心理学家将这些影响称之为“认知”因素。 实际上，知觉不仅仅受到人们的预期的影响，也受到了其愿望的影响。那些与希望、欲望以及情感等因素相关的影响被称为“动机”因素

人们常说，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

每一个党派的人都会认为，媒体就某一颇有争议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且偏向他们所支持立场的对立面。 相似的知觉性偏差也存在于类似调解、仲裁或者其他情况中。在这些情况中，双方都十分忠于自己所处的立场。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 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的问题。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许多能够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

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

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

最有效地改进校准的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 本质上并不是因为支持的理由导致了校准的改善；而是反对的理由使然。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只是识别一张扑克牌——或者是酒醉的感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者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很多能够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为了保持一致性，人们常常不得不去改变他们的信念使之与行为一致。

选项的顺序不同也能够影响到人们的回答。选项顺序效应通常比较弱，而且如果问题的答案只是简单的二选一(同意和不同意)，或者答案选项非常多，那么选项顺序效应基本是不存在的。顺序效应中最常见的是近因效应，也就是说，当某一答案选项出现在备选答案中的时候，其被选择的频率更高。

人们对某一原则所持有的抽象态度往往与人们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运用所持的态度无关。 学生是否会在考试中作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为这次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对待作弊的态度。 如果态度是关于某项特定的动作，并且动作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那么态度就能很好的预测行为。但是，如果态度指向的对象并不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就降低了，例如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人和一对特定的中国夫妇相距甚远。

当人们对一个问题并没有很坚定的信念时，他们通常会对那些“最广为流传的句子”做出反应，这些句子使得人们的态度网社会所赞许的方向靠拢。

两个金额之间的固定差额的影响随着它们之间的比率的增加而增加。20美元与15美元之间的比率为1.33，这当然比125美元与120美元的比率1.04更有影响力。

对于正性的行为，他们总倾向于个性归因，而对于负性行为，他们更倾向于情境归因。如果行为人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时，他们就可能发现“负性效应”。将种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认为受贬低的个体的行为结果完全是由他们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点决定的——者就是种族主义立论的根基。 如果在一个相同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个体的行为都是类似的，这时做出个性因素的归因是不合适的，观察者应该从情境因素中寻找对行为的解释。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于外群体成员被认为是相对同质的，所以他们的个性往往被低估了。

群体中最好的成员通常比群体表现更好。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是识别一张扑克牌，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的动机和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的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

记忆并不是在我们过去经历发生的时候被我们存进记忆库中的拷贝。相反，记忆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在发生重建的这一瞬间，我们所用到的重建材料也就是那些填补缺失细节的逻辑判断、与原始记忆混合在一起的关联记忆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为了证明记忆的重建性，可以试试迈尔斯所推荐的一个实验：闭上你的眼睛，回忆一个你所经历过的愉快事情的场景。 ---------- 你在这个场景中看见自己了吗?很多人都看见了。但如果你看见了你自己，那么就表明你一定是重建了这个场景。

如果你希望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那么你应该仔细考虑，过去的事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你只考虑为什么事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你就会高估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以及类似结果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单纯的告诫人们存在事后聪明式偏差并鼓励他们避免出现这种偏差，还不足以消除这种偏差。要避免受到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考虑另一种结果可能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人们常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

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地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个事物。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地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些，那么就诱导他做出这种行为。相反，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么就引诱他，但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

偶然事件是普通的，但是特定的偶然事件则不然。

在黑克和海曼（1953）以及赖特（1962）的研究中，被试都要对许多的实验内容进行判断，而在每一次判断后都可以得到随机的反馈结果。在上面的两个研究中，被试都倾向于将随机的反馈结果认知为一种特殊的反应模式。但是这样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验任务本身的特性会引导个体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如果心理学家是对知觉和学习这样的主题感兴趣，为什么他们要呈现给被试的是一个随机的反馈呢？至少应该给被试一个提前的警告，告诉他们反馈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这样的做法可以给被试一个合理的机会使他们了解所获得的反馈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