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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被理解为“在文学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总体认识”,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异国的固定模式,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即使是在文学文本中,这种固定模式也与大量的意识形态问题相联。
事實上,研究一個形象時,真正的關鍵在於揭示其內在“邏輯”、“真實情況”,而非核實它是否與現實相符。說到底,正是這樣,人們才使“再現”(représentation)一词摆脱了认识论哲学传统赋予它的意义。
這一形象“源自一個寬泛且複雜的總體:整體想像物。更確切地說,是社會整體想像物”。社會整體想像物是“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作的闡釋,是雙極性(同一性/相異性)的闡釋”。它顯然部份地“與事件、政治、社會意義上的歷史”相聯。形象學研究的主要困難在於找到“想像他者”時所特有的的規律、原則和慣例。
分析形象採用的方法依託于形象與社會整體想像物的關係。由於每一具體問題與歷史語境鉸接的方式不同,因而就不可能硬性規約使用的方法。
文學形象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義上的某個形象:它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後,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造出的形象。而對這三重限定,我們在研究初始時總會猶豫不決、反復斟酌,這是形象研究初期所特有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在這三點鐘關注的重點不同,其結果必將迥異。
對名家及其創作的異國形象進行內在、本質的研究,是所有形象學研究的必要階段。但它是結局,而非序幕,亦非惟一的階段。
事實上,所有具學術價值的形象學研究一般都注重第二點,即注重研究創造了形象的文化。這樣,形象學概念就被納入有關想像的哲學傳統中了。我們當然知道對想想問題進行哲學探究困難重重,不過保·利科仍很明確地指出了其規律。我們可將形象學與他提出的兩根軸聯繫起來:“在客體方面,是在場合缺席軸;在主體方面,是迷戀和批判的意識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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