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

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的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是这个城市......

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他对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说：“总有一天我要组织一个废话协会，我任会长，我的废话是最多的。”

梁思成在文章发表前托人送朱自清阅。朱自清阅罢，登门回访，当天在日记里写道：“访思成，阅所写有关文物问题的文章。他关于发展活的城市和保留独一无二的古都的主张，确为独到之见解。”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西长安街上始建于金代的双塔庆寿寺，元大都修筑城墙时遵元世祖忽必烈诏令：“远三十步环而筑之”，使之得以保存。但在1954年，它碍了马路的事，被令拆除。

他对彭真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1951年，梁思成曾这样追述当时的心境：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当这座城墙消失之后若干年，我才从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的书里读到，在50多年前，当一个青年学生面对北京城墙时的惊魄消魂——“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

在城内把连结菜市口、新街口、北新桥、蒜市口的道路改建为第一环路；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高层建筑……它的致命弱点还在于对人的健康不利。据日本医学专家调查，往往高楼内的儿童的身体和智力发育水平低于住在平房和底层房屋的儿童，住在高楼内的老人身体状况也相对较差。在”救救孩子，救救老人，少建高楼“的口号下，现在欧洲许多城市，已开始有计划地拆除高楼。

两天后，他（张奚若）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共产党的工作存在“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

主张拆除者认为，“每年有几十万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之前，他们在交通上妨碍了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有些人一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城市，就强调现代化。其实，看一座城市是否现代化，也要看它是否把历史遗产组织到整体里。一座改建的城市，如果把古建筑拆掉了，那不是什么现代化城市，而是“暴发户”城市。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那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

“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 苏联专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带到这个文化古都。其内容一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

所谓民族形式是吸引人们思想感情的东西。今天的建筑，无论它是一个厂房或是一个托儿所，还是一所房屋，而房屋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所以在建筑上也就要求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征来。问题在于，建筑师能不能认识民族传统，能不能正确运用民族传统的问题。北京的有些新建筑，人们可以看到建筑师把梁头当成雀替来处理，就好像把中国的绣花裙搭在一架钢琴上，显得极不协调。这当然不是什么民族形式！

《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 现代主义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她们的构架方法。“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 P142 建筑创作要“掌握规律然后能获得自由”,而要“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必须研究“文法”，“要知道它的结构及制造过程”，就必须研究“词汇”。

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欧斯曼把巴黎的马路改建得又宽又直，除城市景观方面的考虑外，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为了镇压市民起义。把马路扩宽就可以方便地开进镇压起义的马队，也便于炮击。欧斯曼对此也直言不讳，他的名言是：“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之后，北京市规划局提出了17万平方米的方案。而其他参加设计竞赛的单位，并不知道刘仁的指示，仍是大体按照7.5万平方米的要求进行设计的。 它们一是清华大学方案，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三是北京市规划局方案。最后，周恩来总理选定了采用欧洲古典立柱造型的北京市规划局方案。

<对于毛泽东确定的天安门广场规模，梁思成表示反对。他说，这不符合人的尺度，是人掉到沙漠里了。/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对于周恩来选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梁思成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劣顺序应是：一中而新二西而新三中而古四西而古。中选方案师法文艺复兴之古，属于西而古，是最差的一种。

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回忆道： 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到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到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到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

从交通技术上，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悠悠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在这样的思想转折中，“新”与“旧”显然是难以兼得的一对，“旧东西”当然要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文物就被赋予另一种象征意义。 借旧物之存废，抒发对新事物的渴望，是许多文人爱用的手法，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鲁迅定于1924年、现被选入中学教科书的《论雷峰塔的倒掉》

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回忆道： 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