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德]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最可耻的与最高贵的在一起，最卑鄙的与最高尚的在一起，最遥远的与最切近的在一起，而不是一首民歌所唱的那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否则，社会还需要我们这些历史学匠人干什么呢？只要有一批意识形态专家，昨天领着人们高唱“就是好，就是好”，今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坏，就是坏”，足可以打发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了！

如果要控诉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摧残，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我们在感情上的义愤程度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代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究还能摆脱那种基于个人恩怨的索债意识，摆脱那种感情上的过度纠葛。 革命摒弃宗教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服膺梁漱溟先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做后一种人。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关怀宇宙本原的终极价值，并且认为这一终极不在此岸经验世界，而在彼岸超验世界，无论是希腊人追寻的逻辑理念（logos-idea），还是希伯来人追寻的上帝之光（light of god），西方士人之“道”都是遥存于彼岸，而不是此岸。

昆德拉说，只要留心公众（public）存在，就免不了媚俗。媚俗是人类生存的前提（human condition），它来源于人类对于社会存在这一基根的默认。知识分子中流行的那些时髦玩意儿，其实都是媚俗的变种。因此，反对媚俗者，如果彻底，首先就得有勇气超脱那些时髦玩意儿。然后，从洒脱、超脱走向虚脱，从存在走向非在，直至走向生命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