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婚姻

当然，妇女的权利事实上并不在于妇女在道德上或其他任何方面优于男人的任何信念，而是完全在于她们作为人的权利本身，或者在于赞成民主的普遍理由。

如果爱情要产生它能够产生的一切好处，就必须自由自在、慷慨大方、无拘无束，而且全心全意。

现代世界还有一个更具心理性质的障碍阻碍着爱的充分发展，那就是许多人对于不能保持他们个体完整性的担心。这是种愚蠢的、现代所独有的恐惧心理。个体就其本身而言不是目的，个体必须与世界进行有成果的接触，而要这么做、，就必须放弃其分离性。保存在玻璃箱中的个体一定会萎靡不振，而能够在与人的交往中自由发展的个体才能变得充实。爱、孩与工作是增进个人与世界接触的巨大源泉。

个性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必须与世界进行富有成果的接触的东西，在接触之中必须丢掉它的分离性。放在玻璃中的个性要枯萎，而在与人的接触中自由扩展的个性则会丰富起来。

早期的教会强调和夸张了圣.保罗的观点；独身被奉为神圣，男人们退缩到了荒漠，在充满着美好的性幻想的同时去与魔鬼撒旦一决雌雄。 教会还攻击沐浴习惯，认为凡使身体更能吸引人的东西都易引起罪恶。肮脏受到赞美，神圣的气氛越来越浓烈。圣.保罗说：“身体的纯洁与衣着意味着灵魂的不洁。”虱子被称为上帝的珍珠，遍体虱子是一个圣人必不可少的标志。

我们自己做的事是“风流”，他人做的事却是“通奸”。

当前有两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一派认为万事皆派生于一种经济的源头，另一派则认为万事均发端于一种家庭或性的源头。前一派以马克思为代表，后一派以弗洛伊德为代表。

婚姻是一种制度，通过生儿育女这一事实，而构成紧密交织的社会的一部分，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夫妻间的个人感情。

正确的行为绝不可能由无知所引出，也绝不可能被知识所阻碍，只有某些罕见的偶发事件除外。

人类越文明，似乎越不能获得与一个伴侣厮守终身的幸福。

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每当国家一声令下，人们便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相互残杀的意愿。毫无疑问，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目前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任何能增加其毒性的东西，都比瘟疫和饥荒更可怕。

事实证明，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痛苦只会起破坏作用。至于那百分之一，最好还是交托给肉身所与生俱来的自然打击吧。

改革者和反动分子没什么两样，他们均习惯于从该问题的一个方面或最多两方面进行考察。能够把私人视角和政治视角结合起来的，就尤其罕见了。

我们在批评当前的道德时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消除各种经常是潜意识的迷信成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那些使过去的智慧变成蠢行而非现代智慧的全新因素。

至于后一方面，那种认为花柳病是一种对罪孽的正当惩罚的观点，使得我们不去采纳那些纯粹以医学为根据的办法。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花柳病是难以启齿的，以致将病情隐瞒起来，因而得不到及时或充分的治疗。

我还相信，医学的进步已经使性道德无论从个人观点或社会观点来看，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婚姻是比两个伴侣的欢乐更为重要的东西，婚姻是一种制度，这个制度通过生儿育女这一事实，成为社会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夫妻之间的个人感情。浪漫的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动机，这也许是对的，在我看来，这确实是对的，

如果婚姻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存在，那么就无需任何关于性的规定了。一对有责任心和爱子之心的夫妇一旦有了孩子，就必定会认为彼此之间的感情就不再占主导地位了。

孩子们的下流行为正是成年人假正经的结果所致。

对于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很快消失

在当今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更是属于心理上的障碍在阻止爱情的充分发展，这就是由许多人在担心不能保持他们个性的完整。这是一种愚蠢的、为现代人所独有的恐惧。

娼妓真正的罪过，在于她把道德家职业的虚伪戳穿了。

只要女人的性生活一旦解放，男人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需寻找那些纯粹以金钱为目的的娼妓。

第一，他们暂时不应希望有孩子，因此青年夫妇应当获得最科学的避孕知识；第二，只要没有孩子，并且妻子尚未怀孕，那么经过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第三，离婚时，妻子无权要求赡养费。

婚姻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性交，而在于生孩子

我不得不下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那些宣扬传统道德的人，认为人类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

孩子应当是活泼、愉快和纯真的。在孩子的生活中，内疚、羞耻和恐怖不应当占有主导地位。他们不应当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恐惧;他们不应当对探索自然的危险有畏缩之心;他们不应当把他们的本能生活隐藏在黑暗之中;他们不应当把他们所不能自制的冲动埋葬在无意识的深处。

就像一切含有约束性的道德那样，这会助长所谓警察的人生观——一种总是在寻找禁止这事或禁止那事的机会的观念。

以前这种关系之所以很少实现，主要是因为夫妻双方都把自己视为是对方的警察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