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摘 要:新中国十七年之所以形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热,是时代召唤的结果,也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是解放区文学传统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心作家”对生活体验的反映｡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文坛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热 成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战争点燃的精神圣火被高高擎起,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话题,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单就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中,国内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达三百部左右,而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当时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作品,均属于革命历史题材范畴,都出版于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间,正是这些作品的集体诞生,从而使新中国文学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热的形成,并非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它是特定文学观念与时代力量整合的结果,也是文学自身规律与文坛现象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时代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隆隆的炮声中,新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和自豪感,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军队｡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成为普遍心态的可贵色调,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被奉为时代的理想精神和伦理道德典范｡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为了表现伟大的时代､壮丽的生活,解放初文坛上产生了一次颂歌浪潮,新华颂､英雄颂､劳动颂成为颂歌的基本主题｡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深入农村,学习农民,表现他们的斗争业绩;深入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然而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首先进入了作家视野,过去的艰苦岁月和前辈的卓越功勋被深深缅怀｡在和平环境中,作家“有可能将自己在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所获得的生活积累和历史感受转化为叙事和艺术的情思,而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望” ①｡一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在战争岁月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则成了这次颂歌浪潮的主体,他们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情感,决心写出歌颂英雄､歌颂时代,具有史诗意义的革命颂歌｡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山地回忆《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当时批评家曾指出,对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②｡正因为要表现“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要让子孙后代都知道当年先辈们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的,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个人和集体的,要为新社会提供思想道德规范准则,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③为了选择对社会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时代的需要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而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也就自然形成了热潮｡

摘 要:新中国十七年之所以形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热,是时代召唤的结果,也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是解放区文学传统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心作家”对生活体验的反映｡

关键词:新中国十七年文坛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热 成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战争点燃的精神圣火被高高擎起,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话题,并形成了一股热潮｡单就长篇小说而论,十七年中,国内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达三百部左右,而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当时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作品,均属于革命历史题材范畴,都出版于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间,正是这些作品的集体诞生,从而使新中国文学出现了第一次创作 *** ｡

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热的形成,并非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它是特定文学观念与时代力量整合的结果,也是文学自身规律与文坛现象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时代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隆隆的炮声中,新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和自豪感,发自内心地感谢 *** ,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军队｡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成为普遍心态的可贵色调,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被奉为时代的理想精神和伦理道德典范｡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为了表现伟大的时代､壮丽的生活,解放初文坛上产生了一次颂歌浪潮,新华颂､英雄颂､劳动颂成为颂歌的基本主题｡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深入农村,学习农民,表现他们的斗争业绩;深入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然而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业待兴,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首先进入了作家视野,过去的艰苦岁月和前辈的卓越功勋被深深缅怀｡在和平环境中,作家“有可能将自己在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所获得的生活积累和历史感受转化为叙事和艺术的情思,而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望” ①｡一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在战争岁月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则成了这次颂歌浪潮的主体,他们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情感,决心写出歌颂英雄､歌颂时代,具有史诗意义的革命颂歌｡正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所说,他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因此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山地回忆《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费》等一大批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小说,当时批评家曾指出,对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 *** 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②｡正因为要表现“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要让子孙后代都知道当年先辈们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的,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个人和集体的,要为新社会提供思想道德规范准则,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梁斌在谈到《红旗谱》创作时说:“今天在文学作品里写起来,主要是写广大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学习｡”③为了选择对社会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使作品充溢着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情感,时代的需要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而作家的政治热情同样选择了这一创作题材｡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也就自然形成了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