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角度分析历史著作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叙事角度分析历史著作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与阉宦势力的斗争是一个大事件，但小说将何进描述为刚愎自用的颟顸角色，整个过程也只作为引出董卓的铺垫性情节。可是从《后汉书》本传看，何进决意革除“天下所疾”，很有一番摧陷廓清的抱负，他与太后百般周旋，甚至不惜站到自己家族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励志进取的失败者，小说却没有把他写成悲剧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小说语境中何进的外戚身份跟十常侍一样令人厌憎，这里不能忽视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其实，当初的情势跟后人的认识不一样，汉末自党锢之狱以来，外戚与士族结盟已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如当年窦武、陈蕃便是。

小说与史传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往往包含不同的伦理认识。如，《三国志》叙说刘备战场上屡屡抛妻弃孥，让人一眼看出嘲讽之意——其未能整齐阃内，有违风教之旨，何论“治国平天下”？小说家却藉其家室屡经丧乱的史实，刻画刘备对女色不甚用心，更于忧患中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风。史家着眼于修身齐家，小说家却道“妻子如衣服”，似乎置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再如，曹操杀吕伯奢之事，《三国志》的隐匿态度与《三国演义》之精彩描述恰成对照。此事见诸裴注所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并非后世小说家之结撰，陈寿撰史不取此节，自有掩饰回护之意。《三国志》记述曹操行事往往托于目标与纲领之大义，顾不得些许“不仁”之事。曹操杀吕之际尚为国家奔命，小说里陈宫碍于曹操刺卓之义，未能下手除去这“狼心之徒”，却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京剧捉放曹便是抓住陈宫这句话大做文章，戏中一迭声的“悔不该”，实是纠结于心的“仁”“义”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