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文学长廊中，有许多革命题材的作品，请围绕“如何读革命题材作品”谈谈你的看法。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