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如何写起小说的？

为鲁迅先生小说的事情，网友们也是操碎了心，有的说短篇尚且写得不好，何谈长篇？

有的说 那你得问鲁迅先生去啊？

鲁迅的确是有篇专门的文章来表述他是如何做起小说。

当时的中国，小说不算文学，那么自然，写小说的人也并非文学家——也没有多少人想在这条路上出人头地。

当时鲁迅，也不过是着眼于介绍、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东欧的短篇小说。除此之外，他也会看些文学史或者批评——以了解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是否运用到中国来。所以所求的书，无非是以反抗和叫喊为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呐喊》。

回国后，有那么五六年，鲁迅都是住在北京会馆——抄古碑。

当时他想写论文，但是没有参考书，想翻译也没有蓝本。

据他所说：“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但是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

直到有一天， 一位老朋友的出现，开始了一番著名的铁窗论。

鲁迅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朋友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这样，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坦白说，鲁迅亲眼目睹过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丑剧，自己也在不断变换的政府当局中任过职。这种多年极度失望的情绪让鲁迅对革命是保持着相当的怀疑态度。

但是这一次，鲁迅突然意识到：“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希望是在于将来，并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

于是，他最终接受了朋友的邀请，《狂人日记》于是诞生。这也是周树人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出现在大众眼前。据鲁迅的说法，这本小说依仗的也是先前看过的百部外国作品和一些医学的常识。

在民族存亡之际，是鲁迅挑起了大梁，让那份在青涩小伙手里本已摇摇欲坠的《新青年》重新焕发了生机。

从此，鲁迅在文学界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真不是吹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是真的找不出任何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鲁迅也算是个寂寞的孤独求败者。

这以后，《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催再催，催几回，鲁迅就写一回儿，而让鲁迅作小说最得力的人，其实是陈独秀先生。

鲁迅小说的素材来源于自己所听过或者见过的一点，但是通常又只采取一端并加以改造。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按鲁迅先生的

说法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

山西，所以有人说我的哪一篇是骂谁，

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

所以就像《阿Q正传》的问世，许多人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阿Q——那自然也是胡说。

照鲁迅先生的这种写法，会让人难以停笔，但是一旦中途有事打岔，待某一日再去更新，人物性格与故事场景则很容易与之前所想大相径庭。只不过这些，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一般人是很难觉察到——而某些批评大家还会说，这篇文章做得最为出色。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总是抱着十

多年前“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

生，并且要改良人生。”

在鲁迅先生看来，为艺术而艺术的书不过是消遣，也正是基于这种写作目的，鲁迅先生的取材，也多次来自于病态的、不幸的人们当中，自然是为了引起疗效。

对鲁迅而言，文字只求表意，力避行文唠叨，不去描写风月，对话自然也是点到即止。

鲁迅先生写完之后，必先读两遍，修改三五句，直至顺口，如果没有相应的白话，宁愿用古语。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鲁迅先生语法上貌似文不文、白不白，那也是缘来于此。

大作发表后，鲁迅一律不接受批评。

中国创作界固然幼稚，但是批评界更是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入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

鲁迅先生认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读者有益。”

鲁迅先生对外国的评论文章比较推崇，按照他自己的调侃，可能是觉得这些人对他而言是没有任何恩怨记恨吧——所以，大概是可以借鉴吧。

但是，他也一定是会留心这个批评家的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