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而忽略了对代北六镇的安抚，是不是可以说，他对北魏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大趋势，北魏时期，汉族与鲜卑族已经在融合了，而孝文帝实际上通过自己的权力加速了融合的速度。

而在融合的过程中，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即便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汉族与鲜卑族也会慢慢的积累矛盾，从而来一次大爆发。

北方六镇的将领都是鲜卑的老牌贵族，地位最为尊贵，然而孝文帝一迁都，由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

而他们的军事实力又最为强大，结果起兵，很轻易的分裂了北魏。

如果从长远考虑，北魏的迅速分裂反而是一件好事，矛盾这种东西，自然是越早爆发越好。

北魏灭亡，东边的高欢建立东魏，它所代表的依旧是老牌鲜卑贵族的利益。而西边的宇文泰建立了西魏，为求发展，积极与汉族融合，他反了孝文帝，然而走的依然是孝文帝的老路子。

而事实证明，这条路是对的，最后，北齐灭亡，北周再次统一了北方。

六镇和洛阳之间属于阶级矛盾，这是双方间无法调和的。

六镇是鲜卑老贵族集团，在迁都洛阳前，鲜卑贵族子弟以能进入六镇为荣，朝中大员大多出身六镇。

但随着北魏势力向南发展，魏帝的重心必然向南，自然而然作为北方屏障的六镇，无论是军事作用还是政治作用大大降低。

以前六镇的兵是大爷，现在六镇的兵是没爹妈的孩子，这样的落差谁也受不了（时间间隔并不长）。

这是表面的原因，再深一点就是游牧式的老贵族同庄园新贵族间的矛盾。老贵族喜欢放牧经济，而新贵族（汉化）喜欢农奴庄园经济，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双方打起来是迟早的事。

孝武帝也无可奈何，不汉化在中原站不住脚，汉化必然导致新旧贵族的冲突。北魏灭亡不是因为没有安抚六镇，而是洛阳腐朽（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若洛阳强大，六镇翻不起什么浪花的。

六镇起义是发生于北魏正光四年的一次动乱，这次动乱的原因是当时北魏用于防备柔然的北方六镇因为长期不发兵饷而引起的士兵哗变，最后起义虽然失败，可随之而来也是强大的北魏就此分崩离析，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豪杰枭雄并起控制了北魏朝廷，并最终分裂为西魏和东魏，可以说六镇起义是北魏由盛转衰的节点，是北魏朝的“安史之乱”。

而说到魏文帝拓拔宏汉化改革，历代史学家都是对其大竖拇指称赞的，很少有人会将其和六镇起义联系起来，可事实上，在魏文帝改革的后期，朝廷和以鲜卑人为主的六镇就已经有了各种隐藏的矛盾，说汉化改革是引爆起义的导火索也是不为过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总结而言就四个字：“过犹不及”。

在北魏、南宋相继建立后，中国已正式进入了南北朝分立的时代，当时南朝政权一直把持在汉人手里，得到了南北两方占人口、文化大多数的汉人支持，自北魏建国以来就不断有汉人偷渡南下投奔南朝。北魏虽然以汉朝帝王为榜样，不断地轻刑简法，可对于汉人逃亡奔南这事，却制定了十分严厉的处罚，严重者可判处死刑、家人流放：

自今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限六月三十日悉听归首，不首者，论如律。

在人口此消彼长的环境下，北朝的经济实力逐渐减弱，而自符坚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军队已经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南征了，反倒是南方诸朝实力开始强大，不断有北伐战事，甚至在南方四朝中实力最弱的陈朝，也有过两次北伐战争，差点就灭亡了内忧外患的北齐政权。

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汉化已经是自太祖拓拔珪之后，北魏历朝帝王最主要的执政目标，拓拔珪天兴元年就开始按照周礼，“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了，到北魏世祖拓拔焘后期，还把年号改为了“太平真君”，意图以当时汉人多信奉的天师道教（由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教转变而来）来拉拢北方世族的支持。

像号称“北方第一名门”的清河崔氏，其家主崔浩为拓拔焘宰相，拜了当时天师道魁首寇谦之为师，还引荐给拓拔焘教习儒家文化，后来拓拔焘还照着汉朝皇帝封禅的做法，亲自去祭祀嵩山，史称“崇拜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

到了拓拔宏时期，继续汉化的做法，是关系到整个北魏政权兴亡的重要因素，这即是国家由游牧文化转变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也是争取北方汉人的向心力，为日后统治南方所做的准备。在太和十四年时，也就是拓拔宏亲政当年就开始全盘汉化，还遵循儒家文化，为已故的冯太后守孝三年，恢复各种周礼，重用汉人士官等等。

而且拓拔宏还做了一件前朝帝王都没有做的事，那就是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在确立了正统地位后，拓拔宏又继续汉化，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迁都洛阳、改姓易服和实行“均田制”了，规定所有鲜卑家族改穿汉服、使用汉姓，连北魏官方语言也由鲜卑语汉语并存，变为汉语一支独大的局面，这几点也使得北方民族之间的矛盾开始缓和，北方世族名门也正式承认北魏的身份，心安理得地为鲜卑拓拔家办事了。

可是在这场热火朝天的汉化改革之中，北魏争取到了汉人的支持，可却忽略了北魏的立身之本——鲜卑贵族，这一帮手握兵权的鲜卑贵族，对汉人地位提高始终是心怀芥蒂，而元宏（拓拔氏后改姓元氏）也因为死得过早（年仅三十三岁），对这一系列的祸患没来得及更正，最后才爆发了六镇起义。

在确定了北魏的正统身份三年后，元宏就开始着手迁都的事宜，可是此举牵扯到整个北魏皇族的贴身利益，所以反对最强烈的就是鲜卑贵族，本来汉化是祖制，元宏汉化也没什么问题，可错就错在太过心急和彻底了，连原本是为了防备边境柔然的首都平城也不要了，还把鲜卑人的姓、衣都给改了，元宏是想要彻底“灭掉”鲜卑啊！

自元宏以诓骗的手段迁都洛阳之后，鲜卑上层对此就十分排斥，连太子元恂都对此颇有微词，趁着元宏去嵩山祭祀的机会发动兵变，最后还被元宏废为平民了，可见当时的鲜卑贵族，对于元宏的过度汉化是很反感的，只是碍于元宏的地位和为数众多的汉人，一直只能隐忍不发而已。

在元宏开始下诏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后，原本以军功自居的六镇军民都开始没了免税的特权，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要交税，还得负责对付北方柔然的压力。本来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在曹魏和唐朝前期都实行得很好，可是元宏却搞混了，原本就只专心于打仗的鲜卑贵族，现在却需要改变现状，搞他们不擅长的农耕劳作，结果就是六镇军官私吞土地，把军队屯田出租出去搞钱，军屯自此荒废。

而原本低人一等的汉人，在元宏的一路绿灯之下却能够入主中央禁军，例如太和十九年，元宏就下诏召集天下武勇之人十五万，充作羽林、虎贲等宿卫之职，这个原本只有鲜卑人才能当任的重要职位，就这样被汉人给抢了去，身份高贵的六镇则一步步地被边缘化，被排除在了朝廷之外。要是元宏能够改变一下，将六镇和中央对调一些的话，或许六镇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基本上每个少数民族在进行汉化的时候就会遇到上层阶级被奢靡风气侵袭的问题，尤其是原本就是汉人当家做主的汉族政权，在国家强大了、有钱了，无一例外地都逃不过骄奢淫逸的魔环。而在元宏去世后不久，这个魔环已经开始套住中央机关的鲜卑贵们了。

以继承元宏帝位的北魏宣帝元恪时期来说，身处中央的各位元家王爷都在斗富，元恪的两个儿子元愉和元怀就经常互相攀比，比谁家里钱多，元恪的叔父元禧私自侵吞了大量的国家土地和盐铁产业，自己铸钱自己用，北海王元详，明码实价地卖官鬻爵，百姓只要能交五百匹绢，就能拿个郡的长官做做。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元恪都是看在眼里的，可是他没有去阻止，只能任由事态继续恶化下去。

在引爆六镇起义的怀荒镇镇将于景不发军粮的事件中，其原因是因为不久前六镇在对付柔然入侵的表现很不理想，被柔然骑兵到处肆虐，掳掠了数万人口和上百万的牛羊后潇潇洒洒地离去。柔然的嚣张使得北魏朝廷迁怒于六镇作战的不力，于是下令停发六镇的军饷以示惩戒。

可是朝廷没想到的是，在中央官员的折腾之下，北魏国库已经是临近干枯了，不要说士兵的军饷和百姓的赈灾款，就连军官的俸禄都未必能如期发放，而六镇军官也有样学样，照着中央领导的做法私吞军田、饷银，六镇军户的怨气冲天，不断有小规模起义发生和鲜卑军户的逃亡。到北魏后期，六镇里的军户已经从原本的鲜卑人变成了匈奴、高车等部落的混合编制，甚至于还把内地捉捕到的犯人流放到六镇，作为处罚。

到了六镇起义大爆发的时候，实际上的六镇军户已经不是和北魏朝廷有民族血脉的鲜卑人，而是多个民族的合体，而六镇军官们多为鲜卑人，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六镇军户用来祭旗的最佳人选了。像六镇最先起义的怀荒镇，其长官于景就是鲜卑人，被逼上绝路的怀荒镇士兵们将其杀死，正式起义，而最早称帝，和北魏朝廷对抗的破六韩拔陵，他原本只是个匈奴兵，也是靠着诛杀沃野镇的鲜卑镇将而得以起义的。

至于元宏是否需要为北魏的灭亡负责？我认为要，但不是主要责任，元宏之错不在于汉化，而是在于过于急躁，也因为他死得太早了，很多后续修补工作都没来得及做，只能交给后人，可是死亡这事谁都说不准，元宏虽死，但如果后世能够出现一位雄主的话，也可以修补好汉化而留下来的各种漏洞，像清朝雍正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惜了元宏之后北魏再无雄主，对于六镇的问题、中央的腐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就算了，这样下去北魏的灭亡早已是成为定局的了，就算没有六镇起义，那外戚干政、权臣弄权的问题也迟早会出现，北魏依旧难逃一劫。所以我认为元宏虽然需要对北魏的灭亡负上一定的责任，可不能全部推给他，而忽略了整个北魏朝廷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