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学如何丰富了生活

文学史价值：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发生的重要事件。创造了一系列普通民众的光辉形象。丰富了文学中描写生活描写普通人的内涵。 1952至1955年间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却很深远。  在合作化运动进行的当时及稍后，产生了许多以之为题材并以肯定为基调的小说创作，如《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不能走那条路、《风雪之夜》等。  这些作品的价值，尤其是它们的真实性问题，引起过人们很多争议。  最近20年中最集中的—次是在80年代初，刘思谦等人在辨明文学真实和历史真实差异的前提上，批评了以政治评判代替文学评价的评论方式，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① 。但是，现在来看，这场讨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对这些作品简单化的评论还一直存在。    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对这些小说、尤其是对它们的真实性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细节真实”是批评者否定合作化题材小说真实性的地方之一，受到针砭的主要是这些作品对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热情的描写。  批评者从现实向历史进行逆向推理，认为:80年代后的现实已经充分 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最终后果——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大灾难，并且，广大农民在80年代现实中对与合作化的集体化方向相反的承包责任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也取得了真正的利益，因此，农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是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喜悦和热情的。    这样，也就能证明几乎无一例外都展示了农民们在合作化运动的积极热情的5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的非真实性。 批评者的现实前提无疑是正确的，而且，由于50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当时的各种现实记录并不具备很强的可信度，在我们的资料库中，也缺乏后来对合作化运动当事人进行的实地调查，不具备充分的证据来对当时现实进行真实的再现。    批评者以推理进行论证的方式也无可置疑。 然而，更有说服力的还是事实。我们虽然不能还原历史，但还是有许多可以作为引证的50年代事实，以及更具实证意义的逻辑依据，它们比忽视历史具体情境的纯粹的逻辑推理具有更切实的说服力，得出的结论也与这种推理不相—致。   我们首先来看作家们描绘的合作化运动热情的主体——农民的情况。  即使在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也无法否认50年代初中国农民对共产党无比的热情和信任度。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突然之间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正如这份喜悦是难以相信的巨大—样，他们对于给予这份机遇的共产党政府的感谢同样深厚。  尽管我们可以说农民们的这种思想不够现代，但却无法否认这种感情的真实性和普遍性。  受这种心态的制约，农民们（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对政府所宣扬的合作化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理性的抗拒的，他们也很容易相信各种报纸和官员口中描绘的合作化运动的各种光明前景。  所以，我们尽管可以对当时报刊对农民热情的各种欢腾记载表示—定的疑问，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农民热情存在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从现实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合作化运动对于当时农民利益的积极意义。  尽管人民公社被证明是中国农民的一场灾难，但对合作化运动却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根据社会学家们考证，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分为不同的时期来评价。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    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② ，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  只是到1955年以后，急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了这一政策走上了自我毁灭。  由此，我们也可以相信，至少在合作化运动的前期，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是从合作化运动中得到好处，并且是真诚地欢迎合作化运动的。   从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天生的怪物，作为这一运动的主体农民也不是能未卜先知的圣人，农民们对这一运动表示出一定的热情不但可能，而且应该是完全的现实。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结论，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对农民们热情的描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至少具备了一定的真实性。   解决了细节真实的基本前提，我们再来看具体描写上的细节真实。首先应该承认，50年代合作化题材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明显的高下之别，有些作品甚至存在着艺术描写虚假甚至粉饰现实的根本缺陷，但我们认为，其中的大部分作品的生活细节描写是真实的，它们体现了作家们的深厚生活功底和细致的写实艺术。    尤其是像周立波的盖满爹、《山乡巨变》，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等作品，无论是对乡村生活的具体描摹，还是 对乡村人物的细致刻画，对人物口语的真切再现，以及在展现乡村社会的浓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上，都具备了很高的细节真实性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