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外国文学

郑正秋是我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之一。1913年，他编写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在这部长四本的反映封建买卖婚姻的短片里，他们难能可贵地揭示到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提出了有一定社会意义的问题。虽然也曾一度受当时时尚的影响，拍摄过"惟兴趣是尚"的一些滑稽影片，但受挫后还是回到了旨在"教化社会"的"长片正剧"上。20至30年代，郑正秋接连编写或执导了许多家庭、婚姻特别是妇女悲剧命运的影片，为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问题开创了先河。

郑正秋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习俗和思想观念非常浓重的时代。所以，他从改良主义思想出发，对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礼教等有关问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暴露和批判。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孤儿救祖记（1923）中，他揭示了妇女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和任人摆布的悲剧命运，同时也写出了中国女性的倔强坚韧。《玉梨魂》（1924）虽改编自鸳鸯蝴蝶小说，但对原作做了较大修改，表现了女性主人公爱情的真挚和命运的坎坷，并由此更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其他如最后之良心（1925）暴露童养媳、抱牌位成亲等封建婚姻习俗，上海一妇人（1925）揭露娟妓制度的黑暗，二八佳人（1927）呼吁解放婢女，等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意义。尤其可贵的是，郑正秋还在盲孤女（1925）和一个小工人（1926）中，涉及到工人生活，比拘泥于家庭视角有所拓宽。而又由于他具有的丰厚的人生经验、对观众心理的透彻了解和对演员的精到鉴别，使得这些影片在当时取得了很大成功。

当然，要说明的是，郑正秋本人实际上是经常反复的。挂名的夫妻（1927）原想揭露"指腹为婚"的荒唐，可因处理失当，客观上倒变成渲染封建婚姻的合理和封建道德的美好，比《玉梨魂》的思想境界反而倒退了。而1926年后他创作的一系列迎合市民趣味的影片，尤其是火烧红莲寺（第一集）等武侠影片，连社会价值都稀薄了。直到受了左翼文化界思想的影响，才又拍出姊妹花（1933）那样比较优秀的影片。此外，他所坚持的改良主义思想使其作品暴露的深度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相对说来，他的视野还是比较窄的，对当时重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这也可以说是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通病。

但也要公正地看到，郑正秋通过婚姻家庭这一视角来剖析封建制度和观念的罪恶，也对后来的电影家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至80年代，许多揭示封建余毒的影片，还常常从这一视角入手。

除了郑正秋之外，还有一些编导也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反映现实问题。候曜在"长城画片公司"编导的大部分"问题剧"，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弃妇》（1924）提出妇女职业问题，反映了职业女性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地位，表达了她们追求男女平等的愿望。摘星之女、爱神的玩偶和一串珍珠（均为1925），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恋爱、婚姻和家庭方面的问题。这些影片的取材角度与郑正秋相似。不过，侯耀还拍过部分社会视野广阔的影片。《春闺梦里人》（1925）暴露了军阀战争的罪恶，《伪君子》（1926）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腐朽，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侯曜后来转入民新影片公司后所拍的影片，不仅现实性减弱，而且思想倾向也出现了倒退。倒是同期在民新的欧阳予倩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均为1926），特别是《天涯歌女》（1927）中，再现了当时贫富悬殊的黑暗现实，描绘了邪恶势力的作恶多端，表现了正直人们的追求和抗争。尤其是歌女李凌霄铁骨铮铮的形象，在当时的银幕上是不多见的。此外，孙瑜、卜万苍也拍出了一些有一定社会内容的影片。但他们的局限性与郑正秋相比更明显，也主要局限于婚姻家庭的狭隘天地，而思想倾向更为混乱，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不是陷于虚幻，就是明显错误。这些都影响了这些影片的现实主义成就。

不过，对先驱者不应过于苛求。毕竟，他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并且对怎样有效地反映社会现象，做出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是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