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译文
九月九日重阳佳节,我勉强登上高处远眺,然而在这战乱的行军途中,没有谁能送酒来。我心情沉重地遥望我的故乡长安,那菊花大概傍在这战场零星的开放了。
注释
①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节。
②强:勉强。
③登高:重阳节有登高赏菊饮酒以避灾祸的风俗。
④怜:可怜。
⑤傍:靠近、接近。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这首诗的原注说:“时未收长安。”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次年长安被攻陷。公元757年(至德二载)旧历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九月唐军收复长安,诗可能是该年重阳节在凤翔写的。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
古人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有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劈头一个“强”字,则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第二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正因为此处巧用典故,所以能引起人们种种的联想和猜测: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第三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重阳节登高是古已有之的风俗。王维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因登高而引发出深沉的乡思,写得诚挚感人,但这单纯的思亲情绪毕竟围绕一己的身世,境界算不得宽阔。岑参这首诗则不然。首句便说"强欲登高去","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两个字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强,是勉强,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强欲登高",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诗人生活了多年的帝都。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又怎能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呢?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长安被安、史攻陷,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其收复在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诗题言"行军九日",当是指他在至德元年(756)随军扈从肃宗自灵武至彭原的行军途中过重阳节。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指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陶潜居宅,有人送酒。诗人行军在外,自然没有这个福分。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他想到故园今日黄花堆积的情景,只能遥遥寄去一片深沉的乡情。"遥"字,渲染出诗人与长安的相距之远。"怜"字,不仅写出诗人对故乡之菊的眷恋,更写出诗人对故园之菊开在战场上的长长叹息,百般怜惜。"应傍战场开",沈德潜说"可悲在战场二字"。残垣断壁,战血涂地,黄花开在被乱军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帝都长安岂不可悲可叹!结句把惜花、思乡、感时伤乱的情绪包容在一起加以抒发,所以最为"可悲"。
这首诗由欲登高而引出无人送酒的联想,又由无人送酒遥想故园之菊,复由故园之菊而慨叹故园为战场,蝉联而下,犹如弹丸脱手,圆美流转。
雅瑟.唐诗三百首鉴赏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205-206
籍贯争议
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生卒年考
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游河朔时间考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西征本事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