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小说的叙事艺术

剧本叙事与小说叙事不同点：

一、人物的数目的不同；

二、语言在这两种不同体裁的作品中的比重及作用不同；

三、作品的字数不同；

四、作品中情节及时间空间的安排不同；

五、矛盾冲突所起到打作用不同。

所谓的小说叙事，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作为表述方式的叙述和作为被表述的对象的故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和故事情节。小说的基础是故事和叙述方式。

目前，小说叙事学已经是文学评论的一门专业分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对小说的批评更加注重对小说的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

小说叙事与讲故事有天壤之别。这里就说一点，叙述者。小说叙事的主体并不等于小说作者。作者只是写作的主体，而不能承担叙述。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他只能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即便是隐形作者也不能成为叙述主体。隐形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他为我们阅读理解小说文本提供了指引，但没有声音，在文本内发出叙述声音的是叙述者。而讲故事，作者就是叙述者，也可以化作文本里的人物。

分清楚了作者、人物、叙述者三者的概念，我们就能发现，小说不是故事，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小说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叙事。

1. 目标读者不同

2. 表现手法不同

3. 时间不同

4. 空间不同

5. 有无心理描写

6. ……

这个所谓的叙事，就是口语里的“说事儿”。就这么直接，也就这么简单，不过是一个小说创作术语而已。

小说一般的理解，是以叙事为主的篇什。

一篇小说，它的整体架构离不开故事情节的搭建架构，小说叙事也就成了小说构成的主体要件。

小说，一般的情况下，是以讲故事为主要文本描述的文体。

这个叙事的过程，也是作者把整个篇什的情节步步推进的过程，直至这个故事行进到高潮，或明灭收尾，或戛然而止，不一而足。

小说的叙事，也可细分为描写、概述、刻画和分写、统写等等，都是作者驾驭文本走向的叙事手法。一篇小说能否吸引读者的目光，其中的叙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古诗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对一部文本的梗概描述，也是对一篇小说的精准要求。叙事的好坏成败，取决于作者的文字功夫，也取决于他的故事体裁取舍，更取决于他的叙事精当与否。

现在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了弱化故事情节的写作方式，基本将故事情节隐匿在文本的意识流动当中，是一种新式文本创作体验，却很少得到最基础读者的大面积认可与承认，莫不如扎扎实实的按部就班，依照老调调老老实实的将叙事进行到底，以情节取胜，以故事撩人，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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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

小说叙事是对小说所虚构故事的一种对读者的书面表达。用书面语言在两种形式间交替变换，向读者展示和讲述了所发生的故事。

作者使用长期积累起来的语言文字功底，进行形象思维活动，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官叙事，共三种类型：言说式、场景式、情景式。

作者通过自身的感官叙述小说故事中的事件；通过场景展示小说故事中的事件；模拟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行动，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

1，言说式

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说内容，展现人物所处场景中的事件，让读者了解小说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就好比看到了春晚上表演的小品一样。通过人物对白展现所处场景，借助人物的对白内容叙述人物的表情和行动，使小说的情节向前发展。

2，情景式

作者通过人物叙事，展现所处场景中的事件，描写现实场景中所发生的事件。如同画家画的一副高山流水图。

3，场景式

作者通过叙事手法，展现小说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借助书面语言，呈现小说场景中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事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一种用讲述进行简要小说故事中的事件，介绍小说故事中的人、事、物、，叙述小说故事中纪实和史实等。共两种：1，作者自己直接在小说作品中讲述了相关的话题，是作者自己闯入了小说作品之中。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开始所描写的那样。2，代理者的讲述，在第一人称小说中，“我”的讲述就是代理讲述的角色，代替作者讲述了小说故事，借助“我”似曾亲身经历或者是正在参与的身份，讲述了小说故事中的事件，增强小说故事的在场感。3，人物的讲述，作者用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叙述内容，为人物讲述事件提供场景话题。分人物独白和人物对话两种，人物独白是作者通过场景中的人物独白叙述事件；人物对白是作者通过小说场景中的人物对话，叙述故事。

叙事就是帮我们打开理解世界、理解问题的一个切口，从而找到自己能够发力的方向、可以着重发力的地方。货币叙事和产能叙事，就是给我们确定了价值裁定权的问题，这是国际经济循环里的大问题。

叙事也是让我们学会『遇水搭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做出自己的回应。本土叙事与出海叙事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根据社会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战略。这样做既是在找两者之间的平衡，也是在确定自己的生态优势。

叙事更是让我们考虑实际问题，更能切合实际地躬身入局。股东叙事与社会叙事，由远及近的视角，拉回到我们自身，既要我们承担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有享受利益的权力。

不同的叙事方式会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和意义，也能够构建出一个个不一样的共同体。要是一种叙事足够强大，就能够瓦解对手盘，让事情往自己相信的方向加速。

托多洛夫的"叙事转化"理论认为,动词谓语的转化使小说的情节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在沈从文的《萧萧》中,"现实秩序"层面的叙事转化过程揭露了人生的悲剧性和世界的残酷性;在"精神层面"的叙事转化的过程中,萧萧只是命运的顺从者,她对生活没有追求;她的精神世界毫无主体性,是现实世界被动的客体。小说中的两个叙事转化层面,共同完成了一个循环过程。

小说比较完整流畅，剧本只写出重点，相对片段残缺，需要读者自己在心里补充勾出场景

多线就多条主线同时进行，比如这一章在描写主角A在干嘛，下一章就描写主角B怎么样怎么样

上学路上

小说灵气复苏时代的虎，最怂的表情发出最凶的吼声。

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先锋小说的不断改变是艺术探索精神的体现，这种探索将是永不停息的，这种探索必将是化腐朽为神奇。

先锋是永远存在的，这包括那些有先锋意识的人。个体写作无论是主流或者是边缘，都是可以具有先锋意识与先锋姿态的，因为在艺术上从来不会有一个人满足现状，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对自身的极限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姿态、探索的精神便是先锋。{1}先锋小说正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先锋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因此，我们一切的文学艺术创造永远都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因为先锋技巧可以激活我们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而且凡是伟大杰出的作品，都会部分地使用先锋技巧。

先锋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彰显出先锋小说扣人心弦的艺术创作手法。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回顾和总结这些具有代表意义先锋作家的艺术探索和创作技巧仍然对我们具有积极的意义。

格非小说的“叙事空缺”

任何作家的写作，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会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和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正如格非所说的：“作家要维持住读者的兴趣和耐心，必须依赖各种技巧。比如，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长篇小说作家往往会设法‘延缓’故事高潮的来临，而当代作家并不是用此方式，而是让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一个主要情节。”{2}

空缺作为格非叙事中常用的手段，它表达的是格非对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借助空缺，格非不仅使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种对于现代生活的描绘与揭示――当今是一个破碎的、矛盾的、不完整的世界，生活空缺无所不在，空缺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写照。我们试图填充却往往适得其反，就像《迷舟》中警卫员试图枪杀萧来使故事完整，却留给人们一个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空缺。其次，在格非的许多小说中，都涉及到历史现实与叙述话语的偏离与错落。格非似乎对人在许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动机，事件的偶然性和潜在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内容在叙述中的面貌充满兴趣。用典雅的语言句式，在小说中构成一场场有意无意的探寻，历史在这里以一种芜杂的面貌出现，而探寻过程总是缺少结果或谜底。

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

余华小说抛却了语言和结构的繁复，故事情节的雕琢，而强调对苦难命题的追问，对主人公本身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应该说，叙事结构的先锋性就体现在他突破了原有的“起因―经过―发展―高潮―结尾”的脉络，对“高潮”作了极其淡化的处理。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结构上就显得非常的单纯，始终是两个人和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叙事结构的简单化还被运用于《活着》。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百年的中国历史，但余华对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只以福贵的一生作为叙事主线，使读者更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叙事的“重复”与传统作品相比，也是一大特点，这也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除了“重复”这一特殊的工具外，内心化的叙事方式也是余华惯用的心理叙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临摹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言行撕开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叙述视角的自由更替上。其一是孙光林的有限视角，这个视角通过“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过去经历的复述，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其二是一个隐蔽的全知视角，当“我”无法进行现场性的叙述时，这个全知视角便悄无声息地站了出来，完成对整个事件的补充和情节的推动。正是由于“我”是整个小说的主要叙述者，而且“我”通过回忆方式叙述故事，呈现出断裂性和碎片化。我认为，这样又使得回忆显得十分真实，具有张力。这样，叙述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但是叙述线条仍然简单和清晰。此外，这也是余华从他所钟爱的古典音乐中汲取的养分。这些重复的情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和织体，在重复中形成了对叙述主题的一次次强化，一次次升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共卖了十二次血，尽管每一次卖血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卖血过程却惊人一致――从卖血前的喝水到贿赂血头，到卖血后去胜利饭店吃猪肝喝黄酒，这种具有某种强烈的仪式化特征的情节重复，不仅使许三观的卖血价值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也使整个小说的悲情力量获得了不断的提升，凸现了中国底层平民在拯救苦难过程中，在寻求生存意愿中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勇气和韧性品质。就像《活着》中的福贵，一双儿女和妻子的死亡情节的重复，像一把刀一点一点在剐他的心，而余华偏偏就是通过重复来加强福贵的伤痛和悲情，将世事的残酷一点一点地展现给人们看。还是谈《许三观卖血记》{3}，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受难的主题同样也是通过内心化叙事方式来表达的。在孙光林幼小的心灵之中，核心表现形态就是恐惧和战栗。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人物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小说开篇，就用内心化的叙事把孙光林推向了恐惧和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但又必须把握，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的力量，只有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超时空的创作结构，时间就是一切

小说是历时性的，小说内环境时间也是历时性的推移。小说家开始写故事，伴随一切元素前进，最后把故事写完。读者也是一个小说的开始阅读，视觉与思考都是历时性地进展。可见小说是随着时间的惯性开始的。时间是小说的秘密武器，并且在小说中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4}对小说的时空问题，争论由来已久。因为小说面前首先要处身于两种时空关系：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我们知道的是小说叙事一开始其实就是对现实时空的扭曲，因为小说不可能对现实时空进行事无巨细的概括。余华对于时间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呐喊以及《世事如烟》、往事一种、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余华意识到了时间作为结构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意识到传统小说中时间也一样起着结构的作用，所以他将时间结构又赋予了更深的含义，那就是“命运”。所以他认为世界赋予了人与自然的命运。人的命运、房屋街道和树木河流等都在世界设定的时间之河中，也就在一种设定的命运中，无法回头无法更改，一切都若即若离，这体现了时间在世界的结构，这是规律。于是我们在余华的作品里看到了时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一种冥冥中的命运意识牵引。小说的阅读就在这种牵引中进行着。

文学艺术的技巧有先锋和后卫之分，同时某一技巧的变化发展也同样表现出先锋与后卫。先锋成熟的创作手法，如反讽、变形、迷宫、元叙述都是经历了复杂的技术变化才作为先锋手段的。先锋小说的写作必定会有一套先锋策略，一套反常规的技巧，因为没有反常规的技巧便达不到先锋的目的。先锋小说的发展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最要害的是其孜孜不倦地与自己为敌，如果不能坚持随时改变自己，那么他的先锋本质一定会受到怀疑。因此，对自我的否定和完善，促成了先锋小说不断对先锋艺术技巧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永不停息的。

LS

用点自己的话啊……

哈哈，我也喜欢写小说，所以我很乐意如果能帮助到你。

叙事小说说到底，叙事是主要的。所以要写出这样的小说前提是你要已然诞生了一个好的故事。

而要写好叙事小说，那就是给你的故事包装。你需要注意比起故事来得更多的元素。

一，场景

场景的描写，用词的华丽我想不是主要的，当然如果很善于用读来朗朗上口的成语也是最好。 而最重要是看重所描绘出来的场景是否能跃然纸上，让人眼前呈现出相近的画面。运用比喻，且要经过作者自己一番思考的比喻，会体现出你的小说于别人不同的特色。且有创意的比喻很能吸引人，这点建议可以去看看村上春树的小说。 我写小说前会有机会出去旅游，从而带回和所生活的地方能带给你的不一样的自然感觉，这种感觉很利于景色的描写。说到底就是写景的立体感要强，要让人觉得能置身其中，太过夸张梦幻的场景会让作者所想和读者所想产生距离。

好的场景能从头至尾为故事的推进及作者情感的表达服务。好的场景设定，诸如在某个对故事主人公有特殊意义地点，能服务于主人公的回忆，以及对一线情感的思考。

二，人物

至于人物性格方面，并不是很简单就能做好的，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很重要。需要把一个人物描写得极致细腻，使读者见了仿若身边实在有这么一个人，就需要用心去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人。 可以把自己最熟悉的人来做设定，这样自己写时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简单的感觉，刻画出来也很立体。

此外，人物的外观和衣着其实能表现很多。

把握好人物对话的语气的不同，用词的各不相同会使得读者容易记清并区分各类性格鲜明的角色。

好的人物将叙事小说吸引人的本质完全表现出来。人，永远是叙事小说的大头。 当然要是童话故事就另当别论。人引出故事，故事围绕人。

希望你能写出一部相当优秀的小说，支持！

少晒很有可可能的。

《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认识到了小说与叙事的密切关系后，继而出现的问题便是：既然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究竟谁讲述了故事?关于这个问题，小说叙事学家们有着很大争议。

金庸小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作为小说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叙事结构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景观.它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本文从固定模式的创新运用、"建筑框架式"的叙事结构、设置悬念的结构艺术和演绎人性的情节驱动模式四个层面入手,对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一粗略的探索.

讨论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武非武、侠非侠、奇非奇，这是金庸小说的艺术特点，当然也涉及了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为什么王一川博士会将金庸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四？为什么北大严家炎教授说金庸小说标志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问题值得我们深究的。我们还必须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将俗文学的形式提升到高雅而又精深的境界；金庸小说又是怎样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固有模式及文类的局限，而获得创造性的艺术成就？我们还要说明，金庸小说是怎样超越了武侠小说及其通俗文学的极限，从而看是武侠小说，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却又不是武侠小说——别的作家，包括武侠小说的另两位大师梁羽生和古龙，他们的小说仅仅是写得好的武侠小说而已；只有金庸的小说不能在武侠小说的概念范畴内获得充分的解释，必须突破这一概念的局限，才能真正地理解金庸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金庸才有可能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大师并列。

金庸小说的叙事方法及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与众不同，不仅与所有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不同，而且对非武侠类型的小说作家也大有启发。

金庸小说除少数几部如《连城诀》、《白马啸西风》、《侠客行》及《笑傲江湖》等外，其余都有或深或浅的历史背景。——《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写的是清乾隆年间事；《鹿鼎记》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事；《鸳鸯刀》的时代背景也是在清代；《碧血剑》写的是明末清初事；《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写的是南宋末年间事；《倚天屠龙记》写元末年间事；《天龙八部》写的是北宋年间事；《越女剑》写的是春秋时期事。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看上去各不相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为民族矛盾冲突激烈，或诸侯争霸、或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金庸的小说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及宋辽矛盾、宋金矛盾、元明矛盾、明清矛盾、汉满矛盾这样的分裂、动荡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背景，这不难理解。一是“乱世出英雄”；二是冲突出奇闻；三是可以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题；这些之外，还有，四是金庸不想写纯粹的江湖——武林故事，而是要想办法提升小说的主题意义，并施展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之所以要这样写，表面的原因是要使读者感到可信；再是要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开拓新的路子。

金庸达到了真正的文学层次及美学层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出，不仅轰动一时，而且被认为是“真命天子已出世。”是因为，金庸正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完全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即上述的三维世界。——《射雕英雄传》不仅写了，（1）江南七怪、全真七子、乾坤五绝及其徒子徒孙的江湖世界中的奇人奇事；（2）宋金对峙时代，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卑恭屈膝及昏庸无能；金国君臣的狼子野心、傲慢横行；以及蒙古大草原上成吉思汗逐步统一蒙古部落，并东征西讨，又试图灭金伐宋；（3）前两种背景交织，目的是写小说主人公郭靖的成长：他的父母从山东移居临安，未“安”多日，又被金国王爷弄得家破人亡，母亲怀着郭靖逃到蒙古苦苦挣扎，这才使孩子出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而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打一场赌，又决定了郭靖此后的人生道路，这又是“江湖”造成的：郭靖从一个讷、迟钝、憨直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勇敢、刚毅、正直、淳厚的大英雄，成长为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才是本书当中最为人称道、让人激动的因素。也正是小说中最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特殊的身世，及他的极为特殊的形象，他甚至连平凡的孩子也比不上，怎么能成为一个盖世英雄、侠之大者？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令人信服地叙述了这一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人生历程。他的成长——成才（练武）——成功（保国）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玄机巧妙而又真实可信，都牵动了读者的心。

《射雕英雄传》成了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不仅是武侠故事的经典，也是小说艺术的经典，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及结构形式。《射雕英雄传》当然也成了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分界线。以前的《书剑恩仇录》还没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陈家洛这个人上，而是集中到传奇情节上；《碧血剑》稍好一些，写了袁承志的童年、学艺的一些经历，但也仍是匆匆而过；《雪山飞狐》则又回到说故事及其“怎样说”（这当然也很重要）上面去了，直至《射雕英雄传》才将叙事重点真正地转移到人上来。围绕人物的成长来结构小说、发展情节，这就像高尔基所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展开形式。《神雕侠侣》叙述了杨康之子杨过的人生故事，比《射雕英雄传》更为精彩生动、曲折动人。《倚天屠龙记》叙述了张无忌这一人物的不幸经历，我们已经说过张无忌的父亲是武当派的弟子，而母亲则是魔教的殷素素，正邪结合，非灾即祸，因为正邪不两立，仇怨极难消。所以在回到武当山不久，张翠山、殷素素便双双自杀，张无忌从此成为孤儿。更不幸的是他还身中寒冰毒掌，祖师爷张三丰束手无策，张无忌生命危在旦夕，只得让他到当地名医胡青牛那儿去碰运气……此后张无忌便开始了他孤苦飘零的人生，当然少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奇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这些，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且还能深深地打动我们。有时我们会觉得“张无忌就是我”，或者是我们极亲近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受到更多的启迪。这样的三维结构，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而且也使小说的结构形

式更加严密，因为它围绕主人公的人生来写，既可保证“人学”的重点，又可保证“小说”的完整严谨。而利用这样的三维结构，在叙事操作上，也有了极大的自由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法”可依，那就是以人为主。可以简单地说：它比一般武侠小说多了艺术品味；而比纯文学创作多了传奇性及其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度；它比历史小说更神奇；而又比一般的武侠故事更深厚。

镜像对称的意思，镜像叙事，我猜应该是上下文前后呼应的意思。

多年来评论界从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象征手法、叙事手法、悲剧审美等各个方面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而尝试另辟蹊径，从情节的镜像折射与叙述的镜像交替来分析探究作者在该小说叙事构建中对于雅克·拉康镜像理论的应用。

西方文学思想史上对文艺现象中的“镜像”概念的关注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其中提出了洞穴映像的寓言。在柏拉图之后，随着康德认识到人的先验理性，黑格尔认识到先验主体性向历史主体性过渡的必然，哲学家们对主客体的认识更为深入，但整体并未超出柏拉图的“映像”认知，仍徘徊于镜像反思的阶段。后来，弗洛伊德在论那喀索斯主义中提及自我认识源于水中映射的自恋，后将自我观点修正为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自己在外界的映像反作用于人的心理而实现的，即人凭借水或其他反射物比如镜子得到自己的印象，凭借这种印象，人可以确立自我的形象，从而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20世纪法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受到启发，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镜像”理论。拉康发表于1949年苏黎世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上的著名论文镜像阶段（来自于精神分析经验的作为“我”的功能形成镜像阶段）历来受到众多批评家们的重视，被认为是拉康整个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当代法国文艺批评家、女性主义哲学家卡特琳·克莱蒙认为，拉康的镜像理论是“一个真正的发现，从中人们可以找到所有拉康后来学说的萌芽形式”{1}。

宏观以一个主干发展，微观上在分发为多个线索，每个线索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整合为宏观的整体。成相对应，错纵交织。

先通过大范围写一个故事，再从小方面细写，在相互交织，多线发展，整个是一个故事，分看也是一个故事，从一个角度看是正义的，另一个是邪恶的，成相对应，起矛盾感。

镜像，顾名思义就是镜面效应，相对的一方呈现出相同但是角度不同的结果

《战国策》的叙事有很高成就。书中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其范围之广泛，上至国君贵族，下至闾巷细民。其中刻划最精采的，还是那些“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他们在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卓越风采。与《左传》在编年叙事中随事写人有很大不同，《战国策》往往在一篇作品中集中叙写一个人的事迹，在叙事中又有不少夸张、渲染乃至虚构，作者不仅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人物性格，而且注意揭示其内心世界，这样就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形神兼备。例如秦策一记苏秦早年以连横说秦王，受到冷遇：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毂，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愧）色。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文中再现了一个纵横家的发奋史。苏秦早年的落魄，后来的尊贵以及深夜发愤的情景，都写得历历在目；前后几次独白，有力的表现了其性格和思想特征；而家人的前踞后恭之态，又使人看到了苏秦生活的典型环境，使这一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在这些方面，作者都是有意加以渲染、夸张，甚至加入了想象的成分。

《战国策》叙事记言，都以人物为纲；书中所记，多为权谋之士出奇智谋异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事迹，作者又往往着意渲染，因此，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作品带有传奇色彩，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一节，冯谖一出场便给人以不同寻常之感，接着，作者又通过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等情节，不断制造悬念，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展现了冯远的奇士风采。清代吴楚材、吴调侯说：“三番弹铗，想见豪士一时沦落，胸中磈礧，勃不自禁。通篇写来，波澜层出，姿态横生，能使冯公须眉，浮动纸上。沦落之士，遂尔顿增气色。”（《古文观止》卷四）另外，作者在写人叙事时，往往不惜笔墨，加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几次览镜自照的心理活动，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与赵太后对话的情景以及赵太后态度的转变，都写得细入毫发，惟妙惟肖。《战国策》中的这些细致描写，与以简练为宗的《左传》有很大不同。

从战国策到左传，不难看出，先秦历史散文奠定了古代史传散文的传统。史家用记载史实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表达思想见解，他们或在叙事中寄寓褒贬爱憎，或敢于秉笔直书，这种以史见志的精神被后代史传文学作家发扬光大。汉代司马迁极为赞同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行事深切著明”的观点，他通过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在其中寄托了理想与爱憎，又写成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先秦历史散文把严谨的史笔与生动的文学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达到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作品在叙事中注重刻划人物，描写细节，善于表现戏剧性的情节。从这些作品中发育出编年、国别等不同的体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进而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记载史事。这些创作特征与经验不仅为后代历史散文所继承，而且直接孕育了《史记》、《汉书》等传记文学的诞生。《史记》所创立的人物传记，大量借鉴了《左传》、《国策》等书叙事写人的艺术，其中的本纪、《表》、《世家》、列传等记事体例，也借鉴了《世本》中的帝系、纪、王侯谱、《世家》、传等体裁，而篇末的“太史公曰”，显然又受到《左传》中“君子曰”的启发。

我国古代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先秦历史散文就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源头。先秦的一部分杂传如穆天子传等，本身就带有小说色彩，逐渐发展为汉魏六朝小说。另一部分史传文学则通过《史记》等后代传记文学为纽带，影响了古代小说的形成。我国古代小说往往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又往往采用史传的叙事形式，作者按时间的发展顺序安排情节结构，在叙事过程中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来刻画人物，很少进行静止的描写。这些鲜明的民族特征，都能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找到遗传基因。先秦历史散文的丰富内容，更是成为后代小说、戏曲取材的宝库。

先秦历史散文的风格、语言和写作技巧，也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西汉前期的散文家大都带有战国纵横家的余习，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也明显带有《战国策》铺采驰骋的痕迹。唐宋散文家在倡导古文运动时，都把先秦历史散文当作学习的榜样。韩、柳的散文都受《左传》的影响，韩愈的平淮西碑模仿《尚书》而写成，柳宗元还主张为文要“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修非常推崇《春秋》的“简而有法”，而苏洵、苏轼父子的论说文则较多的借鉴了《战国策》。直到清代桐城派，仍把《左传》等先秦历史散文当作古文的楷模，方苞的“义法”理论就是在总结《左传》、《史记》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鲁迅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

俄罗斯著名的评论家巴赫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复调小说。这是从音乐理论借用的术语。复调的原意即指在一首曲子中，有着两个以上的主旋律。如果一首音乐作品在整体上是和谐的，那么，这两个主旋律就不是各自表述和展开，而是有一种对话的关系。否则就是一种独白了。古典意义上的音乐，就是典型的单一主旋律，音乐的美感来自和谐。但是，在现代的音乐美学中，和谐不再是美学的最高追求，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人的灵魂被撕裂开来，存在着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普遍分裂。人在自我意识和潜意识里，有着多重的构造。所以古典美学中的单一的旋律就无法表现现代人的心灵深度。于是世纪初出现了无调性音乐。用迷乱的音响组合表现人的复杂的灵魂世界。

小说也是这样。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叙述人，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以把一个故事讲述的非常完整，因为他自己的灵魂深处也可能是割裂的，在他的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中，无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在故事中流露出来，因此也就把自己表露的更加深刻。复调小说，其实，就是指作者自己多个人格的对话。 在酒楼上、《孤独者》都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叙述的，但叙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作品的主人公。可是，这个“我”又不是简单的旁观者，而是独立的角色。他们不但对各自的作品的环境氛围和抒情基调承担着极大的作用，而且自身就融入到小说情节中，和主人公构成对白的关系，甚至成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对偶式人物。 “他们似乎是一对有着独特心灵感应的孪生人，虽各各不同，又密切相关，骨头连筋。”(注:旺晖《反抗绝望》其实，这两组对偶式主人公，都各自是作者鲁迅内心的两个侧面。他们的对话背后，正隐藏着2年代中期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在酒楼上、《孤独者》(还有头发的故事)的叙事特点是将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两个孪生兄弟似的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这种独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者自身经验过的许多内心矛盾，是鲁迅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