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的风格特征

文学风格

总的说来,文学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作家风格 作品风格而且包括流派风格 时代风格 民族风格 文体风格等,但一般来说,我们主要是指作品风格,因为其他各类风格都含盖在作品风格之中,通过作品风格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作品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其他各种风格,正是其他各类风格的集合,才形成了一部作品的风格.

[关键词]:文学风格 沈从文 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 地域文明 作家本人

[正文]:

一 何为文学风格?

有关文学风格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风格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 审美情趣所选择的语体.如诗歌的语体有较强的格律性,小说则采用贴近生活的叙事语体,戏剧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对话语体,散文则采用亲切自然的语体.这里的语体不仅是体裁,而且是一种语言格调.比如鲁迅的沉郁深刻,郭沫若的奔放热烈,周作人的冲淡平和,茅盾的明快细腻,赵树理的幽默风趣.

这种观点以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就小说而言,他认为包含三种要素,一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二是人物的遭遇和故事,三便是风格.他说风格是来自于语言:"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和,或者是作者说的,或者是作者叫他的人物说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能扑捉的只限于这些句子,凡属心领神会,在字里行间所能感受的更多的东西,也要靠这些句子作媒介.所以风格是第三个主要的元素."

另外,在刘勰的中有这样的描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的形态，它为个性的，且较妥于为面貌的索隐。去摹拟别人的风格如戴假面具，无论怎样好，不久即引起厌恶，因它是没生命的；所以最丑的‘活’脸且优于此。”

上面所言,正是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不谋而合.钱钟书对此作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不能一味以文观人,因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可见,"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所言之物",而是指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自身自然的流露.

显而易见,上述的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下面咱们看看在现在文学理论上占重要地位的观点.

德国语言学家 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指出:"在全部艺术领域内(绘画 雕刻 音乐等),我们说到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性."

歌德将文学创作分作三种不同的境界:自然的单纯模仿 作风 风格.他说:"单纯的模仿是以宁静的存在和物我交融作为基础;作风是用灵巧而精力充沛的气质去攫取现象;风格则是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而这种事物的本性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看的见触得到的形体中认识到的."歌德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可见,两人将风格分作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即字词组成的文学作品,第二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层次,那就是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内部特性,可谓之为"文学作品的气",或叫"韵味".它往往不是直接陈述的,也不可能直接陈述,它是通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脱离开文学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内在特性就无从谈起,相反,要是一部作品只有形式,那也是单调无味的.

文学风格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它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作家刻印在自己作品上面而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徽章.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在一系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作家的精神个体性.

二、沈从文的文学风格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文学风格，下面就以沈从文为例，来看文学风格的具体体现。

提到沈从文，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幅“湘西世界”图，他用清新舒缓、自然流畅、恬静优美的风格，描写了湘西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一个“爱”与“美”的王国。以《边城》为代表，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麽浑厚……”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主要风格，与其他乡土作家不一样，比如说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村的破败与落后，想通过作品以启发更多的民众，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沈从文主要表现的不是当时农村的封建色彩或对乡土的留恋，而是在农村生存方式里面所隐藏着的人类普遍的理想因素，那就是“爱”和“美”，因此，他对乡村生活的方式很少持批判者的态度，没有用一个审判者或启蒙者的高度审视它，而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发现乡村生活的细微之处。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是一名多产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对我国历史文物进行研究，也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综其一生的文学风格，是多样性的。

三、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个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时代特征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也可谓“时代的局限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那样的反映时代文化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这是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把握的，只属于特定的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时代风格的形成，除受时代情景和语境影响外，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沈从文生活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虽然身处湘西，任然逃托不了革命大潮流的影响。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当地的地方军，跟随军队，浪迹了川、湘、鄂、黔四省边区。1922年，受“五四”余波影响，他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从荒蛮、偏僻的湘西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却始终未真正的融入都市的文化圈。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用一种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衡量生命力的强与弱，批判道德观念的美与丑，并展开对都市“文化病”的批判，抨击都市人性的异化。

特别是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评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放弃了前期的文学创作，下半生的著作也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其文学风格也大大的改观。

2、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从一坠地就开始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自然就带有民族性，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规范，但他所生活的家乡是中国式的农村，带有典型的中国乡土文明，所以他的小说广泛的吸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营养。

3、地域文明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作家身居其中，其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含有社会环境。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偏僻而荒凉，保留了许多原始因素，民风的淳朴，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使得进入大都市的他无限的留恋，而这种留恋已经不是现实的湘西世界，现实的湘西已经改变，然而他却不甘心，于是他大力描绘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真挚、朴实的人性美，与虚伪、尔虞我诈的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鲜明的对照。

4、作家本人

作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因此他们的创作动机也各不相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各不相同。

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然而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完美，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沈从文对故乡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他用作品赞颂故乡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

综上所述，文学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文化、地域文明及作家本人的创作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说文学作品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文学风格是具有综合性，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也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李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百年文学十二谈》，陈恩和等讲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文学概论》，余三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苏轼词在风格上有多种多样的创新，他一改词之绮罗香泽之态,给词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的词作,或豪放，或婉约，或旷达，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一定的审美价值。

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从而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取得另一种特殊意义的存在。萧红小说正是以其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的文体风格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其具体内涵是，从性质上看，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看，是认识又是情感；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的又是有功利性的；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看，须假定性又须真实性。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现在某些人所说的“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与文学情感表现论也不相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有丰富的完整的内涵的，总的说它是一种复合结构。这大致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说明：

第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普遍之情。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无须多讲。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功能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2]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3]

这应该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例如《红楼梦》的意识是什么，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满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Diderur 1713-1784）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4]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的确，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Brandes,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关心的是金钱，所以他要算木材的价值；植物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所以他关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但是，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所以鲁迅说：文学“给人的愉快与休息。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7]鲁迅还说过，文学是“无用之用”。这意思就是说，文学意识的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了实现间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是真实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是不同的。虽然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所钟爱的两姐妹，都是创造，都是对真理的追求，但他们创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学所承认的意识，是不允许虚构的，科学结论是实实在在的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意识是审美意识，它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是在艺术假定性中所显露的真实。这里，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了。

文学虽然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描写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所以文学的真实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假定与真实的统一体。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允许作者去假定去虚拟，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并为它欢喜或落泪，可并不认为它是实有其事。作者却也“宽宏大量”，允许读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当作事实看待，允许读者把他的作品当作“谎话”（或者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庄严的谎话”）。正是在这种默契中，文学放心大胆走到了艺术假定的这一极。文学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实录，不是科学论文，不是通讯报告，不是外交协议，不是电脑说明，不是私人日记……，就在于它的假定虚拟性质。或者说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实的记录，是假定的虚构。如果谁违反了文学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学变成事实经过的流水帐，那么文学就要变成非文学。俄国著名戏剧导演曾说明戏剧的假定性：

在生活中太阳从上边射来，在剧场里则是相反，是从下边射来的。在大自然中不存在均匀工整的线条，在剧场里却设置了各个景次，树木被排成笔直的间隔相同的行列。在生活中一个人无法把手伸到巨大石屋的二层楼，在舞台上却是可能的。在生活中房屋、石柱、墙壁等始终屹然不动，在剧场里却由于最轻微的风吹而抖动起来。在舞台上房间的设置始终不像生活中那样，整个房屋建筑也完全不同。例如，我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见到过几乎在所有剧本中作者们都这样指示的房间：在前景上左边和右边都有门；后墙中间又有门；在后景上左右两边都是窗户，你就试来建筑这样的房间看看……在生活中这简直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艺术的、假定的真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决。[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谈的是剧场的假定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所有的艺术都是相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也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9]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书本上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这两位艺术家的论点同样蓍适用于文学。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神画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没有文学。

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假定是具有真实性的。鲁迅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着，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10]

鲁迅这里所说的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意思就是文学是假定的，但这假定如果“加以推断”，那么就像预言一样准确，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了。

这就说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谎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意识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

艺术真实性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又不止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回忆、联想、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简括地说，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会觉得他真实。作家完全可以虚构，虚构是作家的权力，这是不容怀疑的。因此作家可以不写真人真事，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真实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观园的一景，若孤立起来看，那茅舍，那青篱，那土井，那菜园，都与真农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逼真极了。贾政看了此处后，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但贾宝玉则不以为然。他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立，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贾宝玉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在他看来，“天然”不“天然”(即真实不真实)，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内在联系。稻香村作为一个农舍，放在大观园中，与那些雕梁画栋、楼台庭榭连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倒是“怡红院”、“潇湘观”等与大观园的景观有一种内在的整体的联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贾宝玉的话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对于文学，当然是可以假定和虚构的，但在假定和虚构的情境中，则不可人为地编造，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整体的天然的联系，即要“合理”，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来。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有“合情”。按文学的审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为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性。所谓“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人们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虚构的升华为真实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提升为艺术的真实。例如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按事实来考察，这个诗句所描写的是不真实的。因为黄河之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只下雨，而不下“河”。但是大家都觉得李白这句诗很真实，原来李白在这里写的是自己的真切的感受：黄河之水从高原奔腾而来，水流湍急，巨浪涛天，一泻千里，使人觉得这河水从天而降。黄河的雄伟气魄被这诗句淋漓尽致描写出来了。一个并不符合事实的描写，由于写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变得真实了。在文学审美描写中，真挚的感情更为重要。真挚的感情可以把虚幻的提升为真实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复生，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于作者在描写中灌注了浓浓的感情，虚幻之笔竟然也成为可以接受的艺术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的真诚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这个真诚的意向成为作品的艺术逻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了默契，那么十分怪诞之笔，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鲁迅的小说《药》，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若隐若现。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实的。但是由于作家的真诚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于是怪诞的描写也成为真实的描写了。

通过以上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具有艺术真实的品格。艺术真实性是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感情的统一，也就是艺术描写的合情合理性质。当然，在文学中，经常遇到的是情与理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应该牵情就理呢，还是应该牵理就情？一般来说，由于文学的意识的审美特性，十分重视感情的评价，如果遇到上面所说的情与理矛盾的情况，就应该牵理就情。上面所举的《牡丹亭》和《药》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既着眼与文学的对象的审美特性，也重视把握生对象的审美方式，既重内容，也重形式。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所谓的“纯审美”论。

文学风格

总的说来,文学风格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作家风格 作品风格而且包括流派风格 时代风格 民族风格 文体风格等,但一般来说,我们主要是指作品风格,因为其他各类风格都含盖在作品风格之中,通过作品风格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作品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其他各种风格,正是其他各类风格的集合,才形成了一部作品的风格.

[关键词]:文学风格 沈从文 时代特征 民族文化 地域文明 作家本人

[正文]:

一 何为文学风格?

有关文学风格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风格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 审美情趣所选择的语体.如诗歌的语体有较强的格律性,小说则采用贴近生活的叙事语体,戏剧要求符合舞台表演的对话语体,散文则采用亲切自然的语体.这里的语体不仅是体裁,而且是一种语言格调.比如鲁迅的沉郁深刻,郭沫若的奔放热烈,周作人的冲淡平和,茅盾的明快细腻,赵树理的幽默风趣.

这种观点以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就小说而言,他认为包含三种要素,一是性格鲜明的人物,二是人物的遭遇和故事,三便是风格.他说风格是来自于语言:"一部书,不过是一连串的句子和,或者是作者说的,或者是作者叫他的人物说的;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所能扑捉的只限于这些句子,凡属心领神会,在字里行间所能感受的更多的东西,也要靠这些句子作媒介.所以风格是第三个主要的元素."

另外,在刘勰的中有这样的描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叔本华说:：“风格是心的形态，它为个性的，且较妥于为面貌的索隐。去摹拟别人的风格如戴假面具，无论怎样好，不久即引起厌恶，因它是没生命的；所以最丑的‘活’脸且优于此。”

上面所言,正是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的"风格即人"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言为心声" "文如其人"不谋而合.钱钟书对此作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不能一味以文观人,因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可见,"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所言之物",而是指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自身自然的流露.

显而易见,上述的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下面咱们看看在现在文学理论上占重要地位的观点.

德国语言学家 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指出:"在全部艺术领域内(绘画 雕刻 音乐等),我们说到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性."

歌德将文学创作分作三种不同的境界:自然的单纯模仿 作风 风格.他说:"单纯的模仿是以宁静的存在和物我交融作为基础;作风是用灵巧而精力充沛的气质去攫取现象;风格则是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而这种事物的本性应该是我们可以在看的见触得到的形体中认识到的."歌德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可见,两人将风格分作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的表象形式,即字词组成的文学作品,第二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层次,那就是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内部特性,可谓之为"文学作品的气",或叫"韵味".它往往不是直接陈述的,也不可能直接陈述,它是通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脱离开文学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内在特性就无从谈起,相反,要是一部作品只有形式,那也是单调无味的.

文学风格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它是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作家刻印在自己作品上面而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徽章.

所谓文学风格,就是在一系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作家的精神个体性.

二、沈从文的文学风格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文学风格，下面就以沈从文为例，来看文学风格的具体体现。

提到沈从文，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幅“湘西世界”图，他用清新舒缓、自然流畅、恬静优美的风格，描写了湘西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一个“爱”与“美”的王国。以《边城》为代表，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麽浑厚……”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主要风格，与其他乡土作家不一样，比如说开乡土小说先河的鲁迅，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农村的破败与落后，想通过作品以启发更多的民众，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沈从文主要表现的不是当时农村的封建色彩或对乡土的留恋，而是在农村生存方式里面所隐藏着的人类普遍的理想因素，那就是“爱”和“美”，因此，他对乡村生活的方式很少持批判者的态度，没有用一个审判者或启蒙者的高度审视它，而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去发现乡村生活的细微之处。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是一名多产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对我国历史文物进行研究，也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综其一生的文学风格，是多样性的。

三、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个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时代特征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也可谓“时代的局限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那样的反映时代文化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这是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把握的，只属于特定的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

时代风格的形成，除受时代情景和语境影响外，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沈从文生活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虽然身处湘西，任然逃托不了革命大潮流的影响。1917年小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当地的地方军，跟随军队，浪迹了川、湘、鄂、黔四省边区。1922年，受“五四”余波影响，他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从荒蛮、偏僻的湘西走进都市的沈从文，却始终未真正的融入都市的文化圈。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用一种乡下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衡量生命力的强与弱，批判道德观念的美与丑，并展开对都市“文化病”的批判，抨击都市人性的异化。

特别是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评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放弃了前期的文学创作，下半生的著作也主要以学术著作为主，其文学风格也大大的改观。

2、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中，从一坠地就开始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其作品自然就带有民族性，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沈从文虽然没有受过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的规范，但他所生活的家乡是中国式的农村，带有典型的中国乡土文明，所以他的小说广泛的吸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营养。

3、地域文明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作家身居其中，其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含有社会环境。沈从文生长于湘西，湘西偏僻而荒凉，保留了许多原始因素，民风的淳朴，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使得进入大都市的他无限的留恋，而这种留恋已经不是现实的湘西世界，现实的湘西已经改变，然而他却不甘心，于是他大力描绘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真挚、朴实的人性美，与虚伪、尔虞我诈的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鲜明的对照。

4、作家本人

作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因此他们的创作动机也各不相同，形成的文学风格也各不相同。

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说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然而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完美，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沈从文对故乡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他用作品赞颂故乡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

综上所述，文学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时代特征、民族文化、地域文明及作家本人的创作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因素。比如说文学作品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文学风格是具有综合性，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也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李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百年文学十二谈》，陈恩和等讲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文学概论》，余三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呼兰河传

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12月12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把孤独的童话故事串起来，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从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文本中的“呼兰河”，它不是呼兰府志所记载的那条流动的呼兰河，而是一座在松花江和呼兰河北岸有固定地理位置的小城。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萧红最著名的两部小说。

汪曾祺老先生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第一，汪曾祺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因而小说结构大多按照生活的多为流动来“建构”，这样的建构必然导致小说像一条河流，多岔道而主流不明显。文坛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小说艺术风格。第二，那些描写市井风情的小说，结构更松散，不断地有插入成分，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等等，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想到那儿写到那儿，主次分明。第三，从小说内容来看，汪曾祺写人写事，目的其实是写生活，而主要不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品类繁多，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和下层知识分子，这些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第四，就像生活表面上是杂乱无章的，其实却内藏着秩序，汪曾祺的小说也同样如此，呈现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

山谷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其基本特征是求生避熟和求雅脱俗。艺术特点有三：1.以学杜为宗旨，重视句法，发展拗句、拗律体制；2.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长于点化铸造，富有思致和机趣；3.好奇尚硬，造语洗净铅华，独树隽旨，风格生新瘦硬峭拔，但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

[编辑本段]内容精要

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这一老一小便在渡船上悠然度日。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是个洒脱大方，喜欢交朋结友，且慷慨助人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像他一样豪放豁达，不拘俗套小节。老二的气质则有些像他的母亲，不爱说话，秀拔出群，叫傩送。小城里的人提起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先傩送一步托媒人提了亲。兄弟两人都决定把话挑明了，于是老大就把心事全告诉了弟弟，说这爱是两年前就已经植下根苗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且告诉哥哥，他爱翠翠也是两年前的事，做哥哥的也着实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爷爷自然是晓得孙女的心事，却愿让她自己做主。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约定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弟弟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大老唱的，大老讲实情讲出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他听说老大坐下水船出了事，淹死了……码头的船总顺顺也忘不了儿子死的原因，所以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老船夫操心着孙女的心事，后终于耐不住去问，傩送却因天保的死十分怪责老船夫，自己下桃源去了。船总顺顺也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毕竟天保是因她而死。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1．翠翠

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2．外公

外公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风格是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

文学风格是一定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作品整体风貌，但不管是作品内容或形式，又都与作家的个性精神、生命态度相关。不同作家的个性精神、生命态度浸透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中，从而使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即是由风格特征各异的作品所构成。

萧红无疑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很有自己特色的作家，她的小说在内容上与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相比较似乎很少正面的表现那些革命斗争，在她的小说里面甚至很少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她的小说里面出现的更多的是东北农村里的普通百姓，她正是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来传达一些启蒙思想与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在小说的形式上，她的小说有着更独特的魅力（有人概括为散文化的小说），里面，没有紧张的情节，小说结构也不紧凑，故事中间经常穿插大段的景物描写，叙述也是旁支斜出，很难看到向着一个中心的高度凝聚里力，但却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

酷听听书有很多萧红的小说，而且还要很多介绍萧红的书，去那看就可以了。

萧红的文学成就：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同时，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鲁迅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对于呼兰河传，茅盾评价说它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乃至萧红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自然招致左翼阵营的批评和非议。但亦如茅盾所说，与萧红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孕育并造就了一种萧红式的独特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萧红(1911一1942)原名张乃(nai)莹,黑龙江呼兰人(今属哈尔滨)作家.代表小说有《生死场》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号因肺结核恶性气管扩张,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呼兰河传创作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鲁迅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呼兰河传

【作品概述】

呼兰河传创作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故事梗概】

那是一个既僻远又热闹的小城，在城中的交通要道上坐落着一个“大泥坑”，它常常淹死一些骡马和小孩，可居民都在看热闹，没有人出来加以整治。有的说应该拆墙，有的说应该种树，但没有一个人说要填平的，尽管填坑并不难。

又到了小城举行盛举的日子，人们有跳大神的、唱秧歌的、放河灯的、看野台子戏的、看庙会的，热闹异常。

我的祖父已年近七十，他是一个慈祥、温和的老人，家里面只有祖父最关心我，所以，一天到晚，门里门外，我寸步不离他，他常教我读诗，带我到后花园游玩，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祖孙俩相依相伴，有着无穷的快乐。

我们有几家邻居，西边的一间破草房租给一家喂猪的；还有一间草房租给一家开粉坊的，他们常常一边晒粉、一边唱歌，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厢房里还住着个拉磨的；粉坊旁的小偏房里还住着个赶大车的胡家。胡家养了个小童养媳——小团圆媳妇。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可胡家想给她个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都说应该打。胡家就越打越凶，时间也越打越长，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老胡家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决定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洗澡时，很多人来看热闹，只见她被滚烫的水烫了三次，几天后终于死去了。

我有一个亲戚有二伯，他是个老光棍，性情非常古怪，同人不大爱打腔，却喜欢同石头、麻雀、黄狗谈天。听祖父讲，有二伯三十年前就到了我家，日俄战征时，多亏有二叔在，才守住了家，他最怕人骂他“绝后”，只要听到有人这样骂他，就会伤心的大哭起来。

人们都管拉磨的那个邻居叫“磨官冯歪嘴子”，他不但会拉磨，还会做年糕。有一次，我去磨坊买年糕，看到里面炕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原来冯歪嘴子成家了，那女人就是同院老王家的大姑娘王大姐。然而，冯歪嘴子的幸福生活遭到了邻人们的羡慕和嫉妒，大家都说王大姐坏，谣言层出不穷，冯歪嘴子受尽了人们的冷嘲热讽。过了两三年，王大姐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因难产死去，冯歪嘴子常常含着眼泪，但他看到大儿子已会拉驴饮水，小儿子也会拍手笑了，他就不再绝望。在儿子身上，他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相关评论】

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

当然，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茅盾对此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堪称精当。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萧红[1]（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1911年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7年在哈尔滨就读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萧红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2]

语言表达，情景描写，人物塑照，情节设计

1．独创性

。这是说作家的风格是不能与他人相同的，必须是出于与众不同的或独特的创造。一种文学风格成熟的首要标志，正是它的独创性。每一种成熟的风格都有它的与众不同的特殊内核，这就决定了它的独创性。如果没有独创性，就不可能有风格。《诗经》的质朴醇厚与《离骚》的奇情壮采是各不相同的，“诗仙”李白与“诗史”杜甫和“诗佛”王维也各有千秋。

2．稳定性

。这是说作家的风格在其整个创作中决不是一种仅仅出现“唯一”一次的现象，而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也就是说，一种风格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是一种可能出现多次而彼此之间具有相同或一致特点、并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大体不变的现象。鲁迅的小说创作从《呐喊》到《故事新编》经历了一些变化，但“白描”风格是其中相对稳定的特色。

3．多样性

。这是说风格在类型上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这是由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差异、表现题材的丰富性和读者的不同需要等因素决定的。风格的多样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作家的风格是彼此不同的，如李白与杜甫、韩愈与柳宗元、苏轼与秦观等彼此风格不同；二是指同一作家的风格也是可能前后变化或发展演变的，如庾信（

512-580）在梁朝时是追逐“绮艳”风格的“宫体诗”的代表，而后来流寓北方时的诗作却一变而为刚健雄奇，从而博得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美誉。

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是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作家作品风格是文学风格的核心和基础，但也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内涵。文学风格，是文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文学风格主要指作家和作品的风格，既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又是其语言和文体成熟的体现，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或指纹。文学风格既涉及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言语形式，也与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系。文学风格的特征具有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具有作者个人风格上的差异等等。参考：

原文：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

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

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面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

可是一转眼就变了，想要再看到那头大狮子，怎么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工夫，火烧云下去了。

火烧云现代文学作品，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中的一段文字。摘入沪教版五年级课文。

扩展资料：

课文写了火烧云上来和下去的全过程。重点写“上来”部分。先写火烧云上来时，大地笼罩在柔和明亮的霞光中，万物都改变了自己原有的颜色。第一自然段中，作者连用7个“……了”的句子，不仅展示了栩栩如生的美景，同时渲染了人们欢乐的心境。

一个“烧”字极其形象地写出了火烧云的特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以“着火”作喻，言其鲜艳无比，光亮耀眼。作者以多个不同构词形式的词语描述了火烧云的颜色变化，渲染了红霞飞舞、瞬息万变、目不暇接的奇妙景观。

在渲染了色彩之后，又描写了火烧云各种奇妙的形态，向我们勾勒出三幅动态的画面：跪着的马、凶猛的狗、威武的狮子。而且十分传神地写出瞬息之间由小到大、由清楚到模糊、最后不见的变幻过程。火烧云上来时色彩绚丽，形态多变，下去时则恍恍惚惚，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作者介绍：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

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

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

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参考资料来源：

原文：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

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

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面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

可是一转眼就变了，想要再看到那头大狮子，怎么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工夫，火烧云下去了。

火烧云节选自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摘入沪教版五年级课文，以及人教版四年级课文。

呼兰河传是 萧红的绝笔杰作，带有自传性质的经典小说，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她记忆里呼兰河小城里的人们始终在一成不变地生活着，年复一年地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至于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似乎并不明确。

一年四季小城的人们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除了琐碎的生活，还有精神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而这多半与鬼神有关。

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有二伯的古怪性情，冯歪嘴子的顽强生命力都在她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她童年温馨的记忆却是祖父与后花园，这是她精神生命中温暖的情愫与皈依，更是引发万千读者共鸣的故乡情感。

扩展资料：

萧红（1911——1942），民国传奇女作家，被誉为“文学洛神”，原名张乃（nǎi）莹，笔名萧

火烧云

作者：萧红

原文节选：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

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

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扩展资料

火烧云一文通过极富色彩性的书写，赋予了空间独特的魅力。萧红开篇后就给整个呼兰河城赋予了一层奇异的红色和金色：“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看，一切生物在晚霞的映照下改变了平日的样子。

萧红对大自然的细腻观察和热爱，在作者笔下，一切天空物体的变化多端，似有似无，给了我们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且这种空间不受约束，表现了无限的可能性。

火烧云确实是行走在奇特时空里的一篇美文！火烧云颜色和形态的变化，体现了萧红笔下真挚自由的孩童视角、物我相融的自然世界，激发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精神领域，值得持续体悟和思考。

参考资料来源：

原文：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

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

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面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

可是一转眼就变了，想要再看到那头大狮子，怎么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工夫，火烧云下去了。

火烧云节选自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摘入沪教版五年级课文，以及人教版四年级课文。

呼兰河传是 萧红的绝笔杰作，带有自传性质的经典小说，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她记忆里呼兰河小城里的人们始终在一成不变地生活着，年复一年地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至于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似乎并不明确。

一年四季小城的人们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除了琐碎的生活，还有精神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而这多半与鬼神有关。

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有二伯的古怪性情，冯歪嘴子的顽强生命力都在她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她童年温馨的记忆却是祖父与后花园，这是她精神生命中温暖的情愫与皈依，更是引发万千读者共鸣的故乡情感。

扩展资料：萧红（1911——1942），民国传奇女作家，被誉为“文学洛神”，原名张乃（nǎi）莹，笔名萧红。

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

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

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

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经典代表作：呼兰河传《生死场》

参考资料来源：

参考资料来源：

原文：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

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

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面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

可是一转眼就变了，想要再看到那头大狮子，怎么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工夫，火烧云下去了。

张乃莹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nǎi）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她首次以萧红为笔名，出版了小说《生死场》。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写信结识鲁迅，1934年到上海找鲁迅，并且最终与鲁迅相识，同年完 萧红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仆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nǎi，乃的异体字）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出版了小说《生死场》。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张乃莹。曾经学过她写的我和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老师有讲过。

萧红原名是张乃莹，是现代女作家，可怜香惜玉呀，曾经学过我和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

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扩展资料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

参考资料来源：